作为立法监督的载体，备案审查制度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十九大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之后，又一次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官方也将备案审查制度定位为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强调加强备案审查工作是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着力点。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其他讲话中，也有对于权力违法违规干预问题的看法与解决措施：法律需要人来执行，如果执法的人自己不守法，那再好的法律也没有用。，[44]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司法机关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活动容易受到干扰，司法行政化问题突出。

实现严格执法，要做到表里如一，执法人员除了要有高超的执法能力与执法水平去行使执法权外，还要发自内心地信仰和坚守法律，绝不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做到法理与情理的融合，公正与效率的统一。[5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格执法与文明公正执法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说道：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政法机关严格执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同时囊括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4]苏永胜提出：‘执法必严中的‘严体现在确保国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使人民法院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对案件定性量刑要准确适用法律等。

党和国家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严格执法的新思想进行了重要部署，严格执法的标准正在不断完善，严格执法存在的问题也在逐步解决。未来，我们应当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十九大报告的要求，继续完善、全面实现严格执法。这一回应思路，最终也体现在现行宪法的文本当中，即在序言第7自然段中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表述。

八二宪法的党的领导规范，正是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在宪法史视角下考察党的领导规范，特别是对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比较，以期对宪法中的党的领导权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与此同时，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体系，是在八二宪法数次修改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背景下，坚持党的领导无疑是宪法修改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执政党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决断，构成了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总纲的政治基础。

序言中的党的领导规范重在证成和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必然性，并通过对国家指导思想的阐明和对国家根本任务的设定表征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与此同时，在该条款中紧随党的领导之后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禁止性规定，而党的领导又内涵于社会主义制度当中，破坏党的领导自然也为宪法所禁止。

然而，将执政合法性寄托于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无异于将合法性系于一种异己的力量之上。（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党的领导 与五四宪法相比，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明显更为丰富。五四宪法第42条规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反观宪制实践，在国家政权运行过程中，执政党的身影已是随处可见。

在将党的领导导入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宪法序言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日渐难当重任。将五四宪法同八二宪法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部宪法在党的领导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二是通过宪法规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为。如上所述，八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中的将继续实现了由事实到主张的转承，此般巧妙的设计其实是五四宪法首创的。

相较而言，七八宪法的规定方式更为合理。据此规定，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执政党要代替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而是要领导和保证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才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宪法实施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相当多的事项和领域，不同主体根据应有的角色分工参与其中。

八二宪法颁布施行三十余年来，虽然应当充分肯定宪法实施的成绩，但宪法实施中的诸多缺憾亦不应被无视。此般执政合法性的证成逻辑也直接影响并体现在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即将党的领导规定在宪法序言而非宪法条文中，通过记叙历史、用事实说话、寓理于实，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宪法的每次修改及党的领导规范的每次变化，皆是对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宪制实践的具体回应。相较而言，总纲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将党的领导写入总纲，不仅能够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性，也可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全面发挥预留制度空间。其二，在国家政权机关建立之后，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和诸多场合中都需借由国家政权机关来实现，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职责的履行来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尽管有人认为，宪法第1条中的工人阶级领导间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但若仅从宪法的文字表述来看，将党的领导明确写入宪法条文，是直至2018年宪法修改才得以完成的任务。

其主要包括： 其一，七五宪法第16条规定，全国人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七八宪法将此范围限缩为国务院总理，其他的国务院组成人员由全国人大根据总理的提议决定。

两部宪法中的将继续，在传达党的领导之规范意涵方面，起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其三，即便宪法上并未明示国家机关接受党的领导，也并不表明国家机关可以脱离党的领导。

从依宪执政的角度来看，宪法规范与宪制实践之间的分野必须得到弥合1.党的领导与党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之间的关系 根据现行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的规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特别是随着统一战线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区分敌我的斗争性色彩几乎不复存在。刘少奇曾就五四宪法草案作报告，在谈及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性质时提到：在人民获得胜利后，出现了新问题：工人阶级领导国家建设是不是也和过去一样有本领和把握呢？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五年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工人阶级领导国家的非凡才能。因受左的错误影响，七五宪法将党的领导以不科学的方式写入了宪法条文，一些不当表达在七八宪法中得到了保留。现实语境则体现在该自然段的第4句中，其目的是为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指引，也正因此，该语境下的国家指导思想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如有论者认为，这使得现行宪法中关于国体的表述更加充实而深刻。三是加强团结，通过统一战线凝聚各政治力量和各社会阶层，以便更有效地完成执政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

宪法绝不仅仅是政治宣言，更是应予实施的规范。至此，现行宪法中诸多党的领导规范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规范体系。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已形成，直至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我国政党制度的宪法地位才获确立。2018年宪法修改前，宪法条文中并无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直接规定，国体条款被认为是证成党的领导的主要依据。

例如，有论者将执政党的政治文件、宪法惯例和宪法学说视为不成文宪法，并据此认为宪制实践乃是遵照宪法展开的。早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便已有了党的领导规范的雏形。其次，将党的领导写入总纲，并不意味着重返非常政治。中国共产党基于其领导地位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宣示，与人民形成了某种事实上的关联，并承载了部分人民主权的因素。

2018年宪法修改所选择的方案，是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以表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此外，序言第7自然段载明的国家指导思想，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语境。

但作为整体之组成部分的具体政党组织，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其若在政治实践中违反宪法，就应该作为违宪责任的主体承担相应责任。七八宪法将此范围限缩为国务院总理，其他的国务院组成人员由全国人大根据总理的提议决定。

一是因为党的领导的内涵通常会影响乃至决定国家机构改革的内容。恰如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丁光训所言，删去拥护党的领导的基本义务后，强加于人的意味没了，党的领导形象更高了，不是低了。